暑假医院，挤满割痔疮的老师

开学第一天，刘晓燕还觉得自己的屁股有点“隐隐作痛”。尽管不想面对，但“该来的迟早会来。” 而这个暑假，刘晓燕觉得自己做得最有价值的事，就是和闺蜜兼同事李老师，一起去肛肠科治痔疮，解决这个困扰了自己七年之久的“难言之隐”。 刘晓燕和李老师都在县城的一所小学任教，得痔疮的时间几乎要和各自的教龄一样长，她七年，吴老师四年。但碍于平时工作繁忙和孩子小脱不开身，两人都是能拖一日是一日。 直到暑假前夕，刘晓燕开始“每次大便都跟拉玻璃碴子一样疼”，便后还频繁出血，刺痛感最长可持续三四个小时，严重影响到她的工作和生活。于是，她盛情邀请李老师和她一起去“勇闯”肛肠科。 到了肛肠科后，刘晓燕无意中发现，来治病的，有不少人和她俩一样都是老师。看上去是巧合，但她知道，这更像是老师们的职业病集中治疗时间法则。 某健康中心针对2025年度杭州市2000余名教师体检所做的数据分析显示，教师职业病“三件套”颈椎、咽炎、痔疮中，患有痔疮的老师占比42.2%，远高于颈椎病的28.8%和慢性咽炎的33.6%。 截至目前，对于Ⅲ到Ⅳ级重度痔疮患者而言，手术切割是最有效的治疗方式。 而根据《中国痔病防治科普指南(2026,医务人员版)》，无论是传统的套扎剥离还是近几年流行的PPH方式，痔疮手术普遍存在着预后慢的问题，伤口愈合大多约在两周左右，也即患者术后需卧床休息最少半个月。 两个月时长的暑假，就成为很多老师治疗“难言之隐”的最佳时机。做手术既不耽搁本职工作，手术后还有足够时间休养。 八月初，刘晓燕和吴老师选择了去省城一家三甲医院，据说这个医院肛肠科是全省最权威的，很多外省患者都慕名而来。 在咬牙经历了肛肠科八大酷刑的第一道“指检”后，刘晓燕被诊断出混合痔加肛裂，必须要手术治疗。而李老师的痔疮则属于Ⅱ级轻度，医生告诉她，“建议手术，也可以保守治疗”，听出画外音的李老师当然是能保守就先保守，开了一些坐浴、口服和涂抹的药，先回去了。 于是，只剩下刘晓燕一个人住院，她的手术被安排在第二天下午。 护工吴姐看到她的第一句话是，“你也是个老师吧？”刘晓燕有点吃惊，一眼就能看出自己的职业，这个护工不简单，但她又想知道对方怎么看出来的，就问，“你怎么看出来我是老师的？”吴姐边给她铺着床铺边说，“暑假来肛肠科的，很多都是老师呀！” 在这个肛肠科干护工已经七年的吴姐，拥有着丰富的看人经验，“一般戴眼镜，看上去斯斯文文，尤其是假期过来的，十有八九就是老师”，光这个暑假，吴姐护理过的老师就得有八个了，“七月份更多，你这都来得有些晚了。” 吴姐对老师们还有一些独特的印象，“跟医生聊病情聊得很详细，不懂就问，有的还会拿手机记一下医生的话。另外，对我们护工比较尊重，说话行事都很客气”！ 凭着这些经验，吴姐成功拿下了不少老师的护理单子，也有老师将她又转介绍给自己的同事，“总之，我在肛肠科这七年护理了挺多老师的”。 大数据也印证着吴姐的“经验之谈”，来自于《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》的调查结果显示，由于久站久坐，压力大睡眠少，司机、教师、交警等职业的肛肠疾病患病率远高于正常人均值。 作为一名教龄十年的县城小学语文老师，刘晓燕还兼任道法课老师，又当了五年班主任，将一届学生从一年级带到了五年级，工作量比其他老师几乎多了一半。 刘晓燕每天早上七点四十就得进校门，一天的工作从查早读开始，然后上课，“每天最少站45分钟，周三早上语文课和道法课连着，课间休息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，几乎要一口气站两个小时”。 其他时间就是见缝插针的批改作业和备课，一坐就坐好长时间。下午即使没有主课，课后服务也需要刘晓燕雷打不动的出现在教室，“从去年开始，课后服务改成主课了，要么写作业，要么讲题，我又得陪一个多小时”，下班时间往往已在六点半之后。 那些无法量化的“隐形”工作，也给刘晓燕带来巨大的压力，应付各种检查、参加各种活动、做好家校共建工作。但最让她头疼的还得是家长的投诉，一被投诉，她就需要先沟通、写材料，再去给领导汇报，有时候晚上十点多还有家长给她打电话，“繁琐不说，压力巨大，非常影响心情”。 南方周末近期一篇《教师的“不快乐”，等待公众看见》文章中的数据显示，72%的教师下班后仍需要及时回复工作信息，超过半数教师每天要花2-3小时处理隐形工作。 超负荷工作压力之下，老师们的不快乐、疲惫以及无奈等情绪得不到有效排解，最终演化成各种慢性职业病。 刘晓燕也是如此，在她工作第三年后，痔疮如约而至。而据她所知，全校15个女教师，9个都有不同程度的痔疮，“女老师容易焦虑，另外，可能也跟女性生孩子有关系”。 每天护理四、五个病人的吴姐，还热心的给刘晓燕介绍了另一个“同病相怜”的同行。那个同行岳明兰和刘晓燕前后脚住院，住在她隔壁病房，是一名高中物理老师，也是暑期专程赶来做手术的。 岳明兰刚刚将一批高考学生送走，结束了紧张的高三教学